新富翁、新的移民目的地
近年来，富人越来越多地在新国家购买房产并获得身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趋势曾短暂停滞不前，由于与公共卫生相关的边境限制放宽、乌克兰冲突后的全球动荡和经济动荡，这一趋势再度恢复。虽然与传统移民相比微乎其微，但净值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国际移民人数也已经翻了一番多，从2013年的五万一千人增加到2018年的十一万人！根据咨询业预测，在疫情趋缓后，2022年底约8万8千名高净值个人移民，预计2023年将会有创纪录的12.5万名跨国百万富翁移民。
百万富翁及其他富裕移民往往超越传统移民。与作为低技能工人、寻求庇护者或通过其它方式抵达的移民不同，富裕移民很少与本地出生的人竞争工作，往往不会给当地医疗保健系统和其他社会服务带来负担，并可能在当地经济中投资。然而，它们也可能挤压房地产市场，加剧当地的社会经济鸿沟，同时也剥离了在其原籍国的投资额。
以往百万富翁移民的最大比例往往是中国和印度国民，但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包括经济自由落体和日益加剧的俄罗斯国内动荡——促使数以千计俄罗斯富人离开祖国，往西欧迁移，许多人以前就经常住在那里。据英国媒体统计，截至今年六月，约有一万五千名百万富翁逃离了俄罗斯。
本文就富人移民的变化趋势，结合百万富翁移民的背景，分析他们给原籍国和接收国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其移民趋势的未来发展。
有钱会旅行，但去哪里？
在选择目的国时，跨国百万富翁倾向于考虑一个国家的生活品质、政治和经济稳定、优惠税收待遇等财政激励措施及有利的移民政策。为投资大量资金的人提供居住和公民身份的计画（有时被称为“黄金签证”或“黄金护照”计画）、所谓的“数字游牧民”政策以及目的国的其它努力都有助于选择。据估计，百分至三十的富裕移民是通过投资移民计画进入他们的新国家。更多的富人在一个新的国家获得居住权，但永远不会亲自移民到那里，而是将身份纯粹用于税收或其他方面。
由于地缘政治趋势的变化，富裕移民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富有的移民通常最被具有安全社会政治环境的国家所吸引，这些国家过去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和英国。
最近，国际精英们正在选择一些更稳定的目的国，比如阿联酋，新加坡和瑞士等，这部分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担心在西方可能会面临制裁或政治压力的缩影。最近富人数量的上升是由于多种因素。首先，百万富翁的数量本身一直在增加；据瑞士信贷估计，截至2021年底，全球有625万个百万富翁，预计到2026年，全球百万富翁人数将增加到8760万。而全球政治和经济持续动荡则是另一个主要因素，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会作为一个动力驱动因素。同时越来越多的投资移民政，也提供了更多轻松的居住或公民身份之路。
购买土地、房产或存款通常为高净值移民提供安全保障，特别是在政治和货币稳定的全球城市。例如，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大陆投资者的首选目的地，而伦敦则深受俄罗斯精英的欢迎，以至于这座城市有时被贬义地称为伦敦格勒。这些全球城市充当超越国界的资讯和资本枢纽。它们通常还提供高生活水准、良好的教育和强大的交通联系。
英属开曼群岛、摩纳哥和瑞士等传统避税天堂也吸引了跨国富人。另一些国家，如南欧国家，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积极寻求移民潜入，并采取措施提供针对富裕移民的优惠税收制度和其他政策。
阿联酋，特别是其主要城市阿布扎比和迪拜就概括了其中一些优点：没有所得税，位于三大洲的交汇处，并因丰厚的石油收入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繁荣经济。同时，酋长国又位于西方政治领域之外，为富有的俄罗斯人和其他人提供了安心丸，他们可能在其他地方会因违反制裁面临可能的刑事起诉。近年酋长国一直是俄罗斯人的热点，海滨商业地带随处都可提供俄罗斯品牌的冰淇淋和其他零食。
疫情也是吸引力越来越大的另一个因素，特别是与东亚相比，有些国家对旅行限制更宽松，同时还拥有高疫苗接种率和强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在疫情期间，富有的移民，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富裕移民，试图通过在这类地方获得合法居留权来逃避严厉的旅行禁令。
在欧洲，英国随着退欧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动荡是该国百万富翁移民受欢迎程度相对下降的一个因素。近年来，英国开始对移民抵达者征收新的税项。
欢迎还是不欢迎？
并非目的国的每个人都相信这些新富裕外国出生的邻居涌入的好处。富人的到来有时会引发当地人对加剧收入不平等和负担不起的担忧。作为回应，各国政府的政策各不相同。对跨国精英的移民政策在允许的逗留时间、分配的自由和对移民的偏好方面因国籍而异。有时，地方司法管辖区也会受到限制。
住房和外国买家税
房地产投资对于寻求基于投资的居留权的移民来说很受欢迎，并且往往会有一些当地利益，比如开发商、建筑商和其他人从增加的住房需求中获得收益。然而，各国担心跨国房地产投资造成的潜在房地产繁荣之后的萧条，这可能会为当地中低收入的本地人造成压力，特别是如果新购房者只是偶尔住在那里。随着疫情的消退，能源和其他日常用品的成本急剧增加，引发了社会对本地出生居民正在经历生活成本上涨危机的担忧，而富有的移民正进一步拉高房价。
这些担忧是许多目的国长期缺乏住房供应的基础。例如，根据Up for Growth的数据，美国大约有380万套住房无法满足住房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新的房屋建设。许多央行试图通过提高利率来缓解通货膨胀，希望抑制失控的生活成本。 10月份美国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达到7%以上，为二十年来最高，而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借款人将面临月供飙升。然而，随着热门市场的冷却，这种政策阻止不住跨国百万富翁，他们能够以现金购买，并准备从较低的房价中受益。
有时，这种情况会引发负面看法和反移民情绪，特别是当富人往往是少数族裔群体时。在拥有庞大而繁荣的亚洲移民社区的温哥华，随着疫情蔓延到中国以外，反亚洲种族主义升级。 2019-2020年间，温哥华的反亚洲仇恨犯罪增长了八倍，是北美最高的。在旧金山、西雅图和其他亚洲移民人口众多的城市，暴力事件也有所增加。虽然暴力是由许多因素驱动的，但首要是缺乏负担得起的住房，以及少数富有的移民和不太富裕的长期居民之间的差距。
作为回应，许多司法管辖区的一个通用做法就是设立外国买家税，该税对没有永久居留权的非公民或移民征收特别附加费，包括温哥华在内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于2016年开征此税，最近包括多伦多在内的安大略省颁布了非居民投机税。今年，加拿大政府宣布了为期两年的临时禁令，禁止外国投资者在全国各地购买房屋。新加坡最近将希望购买住宅物业的无永久居留权移民的税收从20%提高到30%。在美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外国房地产投资者的利润征收30%的税。
然而，尽管这个外国买家税很受社会欢迎，但事实证明它并没有显著平息房产价格——因为它不影响国内买家，它对市场的影响很小，部分原因是外国买家经常会与当地居
“出生旅游”
目的国的另一个担忧是一群打算在他们那里分娩的孕妇这样的短期移民，以便她们的孩子获得公民身份。在巴西、加拿大和美国等授予出生公民身份的国家，这也变成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由于旅程固有的成本，大多数怀孕的旅行者往往经济富裕。公民身份并不是在另一个国家分娩的唯一因素；例如母国的妇产科护理不足和医疗事故率高等。
目的国政府开始试图限制这种做法，甚至谴责这种做法是“连锁移民”或更具贬义的“锚婴儿”。 2020年初，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一项规则，禁止持临时签证的怀孕旅行者进入美国。加拿大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从未颁布。澳大利亚此前曾授予在其领土上出生的任何儿童公民身份，但在就一名在该国分娩的汤加公民提出争议后，于1986年颁布了限制。
外国资金的诱惑
政府通常将富有的移民视为向当地经济注入资金的机会。除了有利可图的税收之外，富人资金的涌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但即使是没有税或税收有限的地方，也会将富裕的移民视为当地餐馆、银行和其他公行业的顾客。撇开钱不谈，许多国家领导人还认为富裕居民的涌入是他们成功创造有吸引力、蓬勃发展的社会的晴雨表。
根据这种想法，当时的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他本人也是亿万富翁——在2013年表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搬到他的城市，那将是一个“天意”——“他们是支付大量税的人。他们是那些在商店和餐馆里花很多钱，创造了我们经济的很大一部分的人。”
对于摩纳哥、阿联酋和其他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来说，这类论点特别有吸引力，这些国家认为自己的未来取决于成为稳定的金融中心。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跨国百万富翁仍然处于一个“外籍泡沫”，在一个由富裕移民同胞隔离、自给自足的社会中漂浮在东道主社区之上。由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货物在国际上运输的便利性，百万富翁移民可能会继续讲原籍国的语言，体验相同的媒体，并与相同的网路沟通，特别是对于具有强烈种族和民族情绪的国家来说，这可能会加剧本地和外国出生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
税务和签证计画
许多国家为收入超过一定门槛的跨国百万富翁移民提供税收、签证优惠和其他福利。例如，葡萄牙提供了一个非常住居民的税收计画，其中包括为在国外赚取大量收入的外国国民提供多项豁免和其他福利。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对初创公司实行低利率和特殊豁免的避税天堂；去年，菲律宾颁布了一项仿效这个邻居的法律，试图吸引外国资金。
此外，数字游牧民计画是一种日益增长的现象，迎合了富裕的专业人士。疫情爆发后，允许员工从国外远程工作的政策加快了，因为更多的白领工作场所放弃了员工来办公室的要求。
截至今年6月，超过二十五个国家地区为国际自由职业者、自雇职业者和其他远程工作者制定了某种计画。签证期限从几周到几年不等，往往不授权当地工作，并且需要不同水准的月收入。
针对富裕移民的政策允许他们通过投资（如购买房产）来获得居留权或公民身份。目前有四十多个国家提供了逐个投资居留计画，近年来这个数字一直在增长。然而，在腐败指控和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此类计画引起了新一轮的审查。今年，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赛普勒斯和马尔他在欧盟的反对下缩减了基于投资的公民入籍计画。
这些投资计画的时间长度不同，只有一些提供了获得公民身份的道路。例如，在葡萄牙，在某些地区购买价值至少35万欧元的房产，创办一家创造至少10个新就业机会的企业，或将至少150万欧元转移到一家葡萄牙银行，允许某人成为欧盟居民，这允许免签证进入整个欧洲自由流动区，并使他们走上公民身份的道路。开曼群岛的计画是允许申请人在房地产上投资240万美元，以获得永久居留权和潜在的公民身份。与此同时，土耳其、格林纳达等投资入籍计画为在短短几个月内获得公民护照提供了更快的途径。
对原籍国的综合影响
对于原籍国来说，富裕国民的离开会剥夺国库的税款和其他机会，同时导致人才外流。例如，中国一直致力于打击移民，因为它继续采取零新冠病毒战略，大幅降低了流动性（本文发布时，这项政策已改变）；试图限制护照续签，使申请人难以获得国际签证所需的文件，并防止人们在海外转移大量资金。
但另一方面，富裕的移民通过创建广泛的侨民网路，在新旧国家之间建立了联系，成为促进原籍国发展的有力方式。据世界银行称，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汇款来自高收入国家，美国是最大的汇款国，仅2021年有近446亿美元正式转账。其他汇款最多的国家是沙特（407亿美元）、中国（229亿美元）、俄罗斯（168亿美元）和卢森堡（156亿美元）。海外移民汇款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援助，并倾向于增加总需求和国内GDP总值。然而，收到汇款的国家也可能经历制造业和出口的下降。
新富翁移民的未来
富人的移民趋势在不断演变。由于全球安全、政治动荡、生活水准或环境变化导致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推动跨国百万富翁的移民，他们希望在稳定的目的地确保自己的财产和生活方式。目的地居住和公民身份计画有助于推动这些趋势。
各国政府对跨国百万富翁采取的不同方法，在不同程度上也削弱了财富迁移的影响。虽然在全球世界2.8亿移民中只占一小部分，但富人移民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全球疫情的消退和乌克兰战争促使新一波希望跨境流动的富人越来越多。而未来针对百万富翁移民的政策也将发生变化，因为各国政府也在考虑新的外部资金在带来承诺的同时潜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