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富翁、新的移民目的地
近年來，富人越來越多地在新國家購買房產並獲得身份。由於新冠肺炎疫情，這一趨勢曾短暫停滯不前，由於與公共衛生相關的邊境限制放寬、烏克蘭衝突後的全球動盪和經濟動盪，這一趨勢再度恢復。雖然與傳統移民相比微乎其微，但淨值超過一百萬美元的國際移民人數也已經翻了一番多，從2013年的五萬一千人增加到2018年的十一萬人！根據諮詢業預測，在疫情趨緩後，2022年底約8萬8千名高淨值個人移民，預計2023年將會有創紀錄的12.5萬名跨國百萬富翁移民。
百萬富翁及其他富裕移民往往超越傳統移民。與作為低技能工人、尋求庇護者或通過其它方式抵達的移民不同，富裕移民很少與本地出生的人競爭工作，往往不會給當地醫療保健系統和其他社會服務帶來負擔，並可能在當地經濟中投資。然而，它們也可能擠壓房地產市場，加劇當地的社會經濟鴻溝，同時也剝離了在其原籍國的投資額。
以往百萬富翁移民的最大比例往往是中國和印度國民，但烏克蘭戰爭的影響——包括經濟自由落體和日益加劇的俄羅斯國內動盪——促使數以千計俄羅斯富人離開祖國，往西歐遷移，許多人以前就經常住在那裏。據英國媒體統計，截至今年六月，約有一萬五千名百萬富翁逃離了俄羅斯。
本文就富人移民的變化趨勢，結合百萬富翁移民的背景，分析他們給原籍國和接收國的各個利益相關者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探討其移民趨勢的未來發展。
有錢會旅行，但去哪里？
在選擇目的國時，跨國百萬富翁傾向於考慮一個國家的生活品質、政治和經濟穩定、優惠稅收待遇等財政激勵措施及有利的移民政策。為投資大量資金的人提供居住和公民身份的計畫（有時被稱為“黃金簽證”或“黃金護照”計畫）、所謂的“數字遊牧民”政策以及目的國的其它努力都有助於選擇。據估計，百分至三十的富裕移民是通過投資移民計畫進入他們的新國家。更多的富人在一個新的國家獲得居住權，但永遠不會親自移民到那裏，而是將身份純粹用於稅收或其他方面。
由於地緣政治趨勢的變化，富裕移民的模式發生了變化。富有的移民通常最被具有安全社會政治環境的國家所吸引，這些國家過去包括美國、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和英國。
最近，國際精英們正在選擇一些更穩定的目的國，比如阿聯酋，新加坡和瑞士等，這部分反映了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擔心在西方可能會面臨制裁或政治壓力的縮影。最近富人數量的上升是由於多種因素。首先，百萬富翁的數量本身一直在增加；據瑞士信貸估計，截至2021年底，全球有625萬個百萬富翁，預計到2026年，全球百萬富翁人數將增加到8760萬。而全球政治和經濟持續動盪則是另一個主要因素，氣候變化的影響可能會作為一個動力驅動因素。同時越來越多的投資移民政，也提供了更多輕鬆的居住或公民身份之路。
購買土地、房產或存款通常為高淨值移民提供安全保障，特別是在政治和貨幣穩定的全球城市。例如，新加坡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大陸投資者的首選目的地，而倫敦則深受俄羅斯精英的歡迎，以至於這座城市有時被貶義地稱為倫敦格勒。這些全球城市充當超越國界的資訊和資本樞紐。它們通常還提供高生活水準、良好的教育和強大的交通聯繫。
英屬開曼群島、摩納哥和瑞士等傳統避稅天堂也吸引了跨國富人。另一些國家，如南歐國家，在人口老齡化的情況下，積極尋求移民潛入，並採取措施提供針對富裕移民的優惠稅收制度和其他政策。
阿聯酋，特別是其主要城市阿布扎比和迪拜就概括了其中一些優點：沒有所得稅，位於三大洲的交匯處，並因豐厚的石油收入提供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繁榮經濟。同時，酋長國又位於西方政治領域之外，為富有的俄羅斯人和其他人提供了安心丸，他們可能在其他地方會因違反制裁面臨可能的刑事起訴。近年酋長國一直是俄羅斯人的熱點，海濱商業地帶隨處都可提供俄羅斯品牌的冰淇淋和其他零食。
疫情也是吸引力越來越大的另一個因素，特別是與東亞相比，有些國家對旅行限制更寬鬆，同時還擁有高疫苗接種率和強大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在疫情期間，富有的移民，特別是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富裕移民，試圖通過在這類地方獲得合法居留權來逃避嚴厲的旅行禁令。
在歐洲，英國隨著退歐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動盪是該國百萬富翁移民受歡迎程度相對下降的一個因素。近年來，英國開始對移民抵達者徵收新的稅項。
歡迎還是不歡迎？
並非目的國的每個人都相信這些新富裕外國出生的鄰居湧入的好處。富人的到來有時會引發當地人對加劇收入不平等和負擔不起的擔憂。作為回應，各國政府的政策各不相同。對跨國精英的移民政策在允許的逗留時間、分配的自由和對移民的偏好方面因國籍而異。有時，地方司法管轄區也會受到限制。
住房和外國買家稅
房地產投資對於尋求基於投資的居留權的移民來說很受歡迎，並且往往會有一些當地利益，比如開發商、建築商和其他人從增加的住房需求中獲得收益。然而，各國擔心跨國房地產投資造成的潛在房地產繁榮之後的蕭條，這可能會為當地中低收入的本地人造成壓力，特別是如果新購房者只是偶爾住在那裏。隨著疫情的消退，能源和其他日常用品的成本急劇增加，引發了社會對本地出生居民正在經歷生活成本上漲危機的擔憂，而富有的移民正進一步拉高房價。
這些擔憂是許多目的國長期缺乏住房供應的基礎。例如，根據Up for Growth的數據，美國大約有380萬套住房無法滿足住房需求，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缺乏新的房屋建設。許多央行試圖通過提高利率來緩解通貨膨脹，希望抑制失控的生活成本。10月份美國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達到7%以上，為二十年來最高，而可變利率抵押貸款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的借款人將面臨月供飆升。然而，隨著熱門市場的冷卻，這種政策阻止不住跨國百萬富翁，他們能夠以現金購買，並準備從較低的房價中受益。
有時，這種情況會引發負面看法和反移民情緒，特別是當富人往往是少數族裔群體時。在擁有龐大而繁榮的亞洲移民社區的溫哥華，隨著疫情蔓延到中國以外，反亞洲種族主義升級。2019-2020年間，溫哥華的反亞洲仇恨犯罪增長了八倍，是北美最高的。在舊金山、西雅圖和其他亞洲移民人口眾多的城市，暴力事件也有所增加。雖然暴力是由許多因素驅動的，但首要是缺乏負擔得起的住房，以及少數富有的移民和不太富裕的長期居民之間的差距。
作為回應，許多司法管轄區的一個通用做法就是設立外國買家稅，該稅對沒有永久居留權的非公民或移民徵收特別附加費，包括溫哥華在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於2016年開徵此稅，最近包括多倫多在內的安大略省頒佈了非居民投機稅。今年，加拿大政府宣佈了為期兩年的臨時禁令，禁止外國投資者在全國各地購買房屋。新加坡最近將希望購買住宅物業的無永久居留權移民的稅收從20%提高到30%。在美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外國房地產投資者的利潤徵收30%的稅。
然而，儘管這個外國買家稅很受社會歡迎，但事實證明它並沒有顯著平息房產價格——因為它不影響國內買家，它對市場的影響很小，部分原因是外國買家經常會與當地居
“出生旅遊”
目的國的另一個擔憂是一群打算在他們那裏分娩的孕婦這樣的短期移民，以便她們的孩子獲得公民身份。在巴西、加拿大和美國等授予出生公民身份的國家，這也變成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由於旅程固有的成本，大多數懷孕的旅行者往往經濟富裕。公民身份並不是在另一個國家分娩的唯一因素；例如母國的婦產科護理不足和醫療事故率高等。
目的國政府開始試圖限制這種做法，甚至譴責這種做法是“連鎖移民”或更具貶義的“錨嬰兒”。2020年初，美國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一項規則，禁止持臨時簽證的懷孕旅行者進入美國。加拿大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但從未頒佈。澳大利亞此前曾授予在其領土上出生的任何兒童公民身份，但在就一名在該國分娩的湯加公民提出爭議後，於1986年頒佈了限制。
外國資金的誘惑
政府通常將富有的移民視為向當地經濟注入資金的機會。除了有利可圖的稅收之外，富人資金的湧入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因素。但即使是沒有稅或稅收有限的地方，也會將富裕的移民視為當地餐館、銀行和其他公行業的顧客。撇開錢不談，許多國家領導人還認為富裕居民的湧入是他們成功創造有吸引力、蓬勃發展的社會的晴雨錶。
根據這種想法，當時的紐約市市長布隆伯格——他本人也是億萬富翁——在2013年表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億萬富翁都搬到他的城市，那將是一個“天意”——“他們是支付大量稅的人。他們是那些在商店和餐館裏花很多錢，創造了我們經濟的很大一部分的人。”
對於摩納哥、阿聯酋和其他人口相對較少的國家來說，這類論點特別有吸引力，這些國家認為自己的未來取決於成為穩定的金融中心。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跨國百萬富翁仍然處於一個“外籍泡沫”，在一個由富裕移民同胞隔離、自給自足的社會中漂浮在東道主社區之上。由於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和貨物在國際上運輸的便利性，百萬富翁移民可能會繼續講原籍國的語言，體驗相同的媒體，並與相同的網路溝通，特別是對於具有強烈種族和民族情緒的國家來說，這可能會加劇本地和外國出生社區之間的緊張關係。
稅務和簽證計畫
許多國家為收入超過一定門檻的跨國百萬富翁移民提供稅收、簽證優惠和其他福利。例如，葡萄牙提供了一個非常住居民的稅收計畫，其中包括為在國外賺取大量收入的外國國民提供多項豁免和其他福利。新加坡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對初創公司實行低利率和特殊豁免的避稅天堂；去年，菲律賓頒佈了一項仿效這個鄰居的法律，試圖吸引外國資金。
此外，數字遊牧民計畫是一種日益增長的現象，迎合了富裕的專業人士。疫情爆發後，允許員工從國外遠程工作的政策加快了，因為更多的白領工作場所放棄了員工來辦公室的要求。
截至今年6月，超過二十五個國家地區為國際自由職業者、自僱職業者和其他遠程工作者制定了某種計畫。簽證期限從幾周到幾年不等，往往不授權當地工作，並且需要不同水準的月收入。
針對富裕移民的政策允許他們通過投資（如購買房產）來獲得居留權或公民身份。目前有四十多個國家提供了逐個投資居留計畫，近年來這個數字一直在增長。然而，在腐敗指控和烏克蘭戰爭爆發後，此類計畫引起了新一輪的審查。今年，歐盟成員國保加利亞、賽普勒斯和馬爾他在歐盟的反對下縮減了基於投資的公民入籍計畫。
這些投資計畫的時間長度不同，只有一些提供了獲得公民身份的道路。例如，在葡萄牙，在某些地區購買價值至少35萬歐元的房產，創辦一家創造至少10個新就業機會的企業，或將至少150萬歐元轉移到一家葡萄牙銀行，允許某人成為歐盟居民，這允許免簽證進入整個歐洲自由流動區，並使他們走上公民身份的道路。開曼群島的計畫是允許申請人在房地產上投資240萬美元，以獲得永久居留權和潛在的公民身份。與此同時，土耳其、格林納達等投資入籍計畫為在短短幾個月內獲得公民護照提供了更快的途徑。
對原籍國的綜合影響
對於原籍國來說，富裕國民的離開會剝奪國庫的稅款和其他機會，同時導致人才外流。例如，中國一直致力於打擊移民，因為它繼續採取零新冠病毒戰略，大幅降低了流動性（本文發佈時，這項政策已改變）；試圖限制護照續簽，使申請人難以獲得國際簽證所需的文件，並防止人們在海外轉移大量資金。
但另一方面，富裕的移民通過創建廣泛的僑民網路，在新舊國家之間建立了聯繫，成為促進原籍國發展的有力方式。據世界銀行稱，發展中國家大多數匯款來自高收入國家，美國是最大的匯款國，僅2021年有近446億美元正式轉賬。其他匯款最多的國家是沙特（407億美元）、中國（229億美元）、俄羅斯（168億美元）和盧森堡（156億美元）。
海外移民匯款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和發展援助，並傾向於增加總需求和國內GDP總值。然而，收到匯款的國家也可能經歷製造業和出口的下降。
新富翁移民的未來
富人的移民趨勢在不斷演變。由於全球安全、政治動盪、生活水準或環境變化導致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推動跨國百萬富翁的移民，他們希望在穩定的目的地確保自己的財產和生活方式。目的地居住和公民身份計畫有助於推動這些趨勢。
各國政府對跨國百萬富翁採取的不同方法，在不同程度上也削弱了財富遷移的影響。雖然在全球世界2.8億移民中只占一小部分，但富人移民卻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全球疫情的消退和烏克蘭戰爭促使新一波希望跨境流動的富人越來越多。而未來針對百萬富翁移民的政策也將發生變化，因為各國政府也在考慮新的外部資金在帶來承諾的同時潛在的危險。